申博sunbet

中国食物变迁之动因分析——以农业发展为视角

作者:申博sunbet 日期:2019-08-15 21:07

 

  从远古到今天,中国食物发生了诸多变化。寻求充足稳定的食物来源以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需求无疑是这种历史变迁的最大动因,农业起源与发展本身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现。

  内容提要:从远古到今天,中国食物发生了诸多变化。寻求充足稳定的食物来源以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需求无疑是这种历史变迁的最大动因,农业起源与发展本身就是这一变化的重要表现。此外,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使得中国食物种类不断增添和筛选,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食物品种。而农业生产核心区域的扩展则使中国食物由北方主导转变为南北并重,最终奠定今日南稻北麦的饮食格局。由于中外农业交流的不断扩大,中国食物种类结构得到补充与完善,这也缓解了明清以来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压力。今日中国饮食结构的调整与提升,则离不开农业现代化生产与全球化背景下农业贸易的巨大影响。

  作者简介:王思明,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院长、教授;周红冰,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获取食物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条件。在农业产生前,渔猎采集成为人类获取食物的主要来源。在这一历史时期,世界各地人们的食物来源种类大多一致。蛋白质和脂肪主要来自捕食动物,而易于人体吸收的碳水化合物的获取则较为有限。“野草种子、水果、植物根部和块茎是碳水化合物的主要来源,但其中大多数是季节性食物。”[1]然而,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单纯依靠采集渔猎所获取的食物已经很难满足人类的需求。人类文明进入新石器时代后,一场关于“食物”的革命也随之到来。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认为,农业的出现使得人类控制了自身的食物来源,“人类开始有选择地去种植、栽培可以供人食用的草、根茎和树木,并加以改良”[2]。因此,农业的出现,特别是种植业为人类提供了可靠而稳定的碳水化合物成分来源。由农业生产所带来的不同动植物资源又推动各地区农业和食物种类的不断变化,“栽培植物属、种和品种的组成明确地证明了所有这些发源地无疑都是独立和互不依赖地发展”[1]。有学者认为食物的构成与农业的发展存在密切的联系,不同区域的农业发展情况造就了不同地区人类的饮食结构。例如,公元前6700年左右,近东地区率先进入了完全意义上的农业生产时代,从而确立了当地独特的饮食种类和结构[2]。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拥有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其中,传统食物种类和饮食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几经更迭,到清代才最终确定了现代中国人饮食的基本类型。出现这种变化,其实也源于人口压力下的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情况。日本学者筱田统认为,“主食作物的种类,往往决定耕作这种作物民族的命运”[3]。这种说法虽然略显绝对,但也深刻表达了农业与食物之间的密切关系。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历史时期食物变迁的内在规律?从农业角度进行分析将是解决问题关键的突破口。

  中国食物在历史上经历了多次的种类变迁,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动态变化过程。中国食物的历史变迁在本质上源于人们对于食物来源稳定性与可靠性的追求。进一步讲,人口增长压力下农业的整体发展是促成食物变迁的最大动因。

  可以认为,支撑近一万年来世界人口由几百万人到数十亿人扩展的基本动力是世界范围内食物和物质资源的生产和快速增长[4]。而在人类历史发展之初,采集渔猎所能提供的食物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环境的限制,从而与日益增长的人口需要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种供需上的矛盾最终迫使人类进入农业生产时代,寻找更为可靠而稳定的食物来源。这种从新石器时代开始的农业生产进程被称为“新石器革命”。在这一过程中,人类通过农业获得了新的食物获取方式,“新石器革命”也因此被称为“农业革命”[5]。近来有学者通过对遗传基因的分析,认为古代非洲人口结构的变动和人口数量的增加与非洲农业和狩猎采集人口的初步分离存在密切关系[6]。由此来看,农业的产生为人类提供了较为可靠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从而促进了世界人口的大幅增长和结构转变。

  1. 人口压力与中国农业发展 中国作为人类起源的重要中心之一,人口数量在新石器时代以后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重要文明遗迹中,均显示了中国人口快速增加的历史趋势。例如,从屈家岭文化时期到龙山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人口增速达到了每百年15.58%至23.33%[7]。而在北方地区,人口增长也十分迅速,“龙山晚期人口急剧增长,超过仰韶晚期的最高峰”[8]。这一时期人口的快速增长离不开食物来源的相对可靠和稳定。而促成中国食物来源走向可靠和稳定的原因,也正是中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中国人口数量更是不断增加,并长期占据了亚洲总人口数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见表1)

  中国人口的快速增长随即引发对食物需求量的显著增加。值得注意的是,古代中国人食物的摄取多以粮食为主。有学者认为,“对粮食消费的依赖与土地稀缺有关,因为从粮食而不是从动物食品摄取蛋白质和热量,对土地需求少”[1]。在这一背景下,农业的发展会受到粮食供给的深刻影响。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业生产的原始动力就是中国人对食物,特别是对粮食的极度需求。先秦时期,中国人以粟(又称小米或谷子)作为主食;进入秦汉后,北方麦作农业逐渐兴起,小麦成为最重要的主粮之一;隋唐之后,南方水稻种植异军突起,迅速成为中国第一大粮食来源。中国主要粮食作物在农业生产领域出现如此大的变动现象,与不同粮食作物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种植收益相关。

  2. 追求高产过程中的作物轮替 粟作为中国原产的粮食作物,广泛种植于黄河流域及临近地带,“具有适应性强,抗干旱,生长期短等特征”[2]。在先秦农业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粟耐瘠耐旱、易于成熟的种植特点,使其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粮食作物。秦汉之后,得益于农田水利设施的修建以及耕作技术的提高,耐旱能力不如粟的小麦脱颖而出,成为北方最重要的粮食作物。这是因为小麦种植在保证灌溉的前提下,单位产量要高于粟。有学者考证,汉代小麦的亩产为120斤左右,粟的亩产略低于小麦,为116斤左右[3]。并且,秦汉时期小麦在原粮成品率上也已经大幅度高于粟[4]。这就说明,秦汉以后种植小麦比种植粟可以获得更多的粮食。隋唐时期,小麦最终取代了粟在农业生产中的原有地位。到两宋时期,中国人口首次超过一亿,人口激增带来的粮食压力迫使农业生产再次出现变革,南方水稻单位产量高的优势被凸显出来。在宋代,稻作水田的亩产量达到了北方旱地的三倍,“因之,在水利条件许可下,北方扩大稻田以增加产量”[5]。这种人口压力下的粮食生产决定了中国食物历史变迁的基本规律,即中国人的食物选择从总体上取决于食物来源的最大可靠性与稳定性。换言之,何种作物能够提供最为充足的食物供应,就会获得农业生产中的特殊地位。

  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被证明长期有效。例如,明清时期美洲作物传入中国,诸如番薯、玉米等粮食作物加入传统农业的多熟轮作种植格局中,并凭借其耐瘠高产的作物属性,“增加了中国粮食作物的种类和产量,满足了日益增长的人口的需求”[6]。番薯、玉米等也成为中国社会新的主粮来源。新中国成立后,人口与粮食之间的矛盾依然尖锐。据统计,1949年的小麦平均亩产仅为86斤,水稻平均亩产为252斤[7]。如此低的粮食亩产很难满足社会需求。因此,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为了满足民众的食物需求,国家不得不奉行“以粮为纲”的政策。为了提高粮食产量,中国开始推进水稻等作物的种植杂交技术。以袁隆平为代表的水稻杂交育种专家,培育出一系列的高产杂交水稻品种。1974年,中国第一个可大规模推广种植的杂交水稻品种“南优二号”问世。到1976年,“南优二号”的推广面积达到208万亩,其产量比常规稻增产20%[1]。现如今,杂交稻已经成为中国最为重要的稻作品种,“已累计推广80亿亩, 累计增产稻谷6000亿公斤以上”[2]。水稻、小麦等作物的杂交高产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农业粮食总产量。近年来,为弥补粮食缺口,“海水稻”育种培育工作又成为新的发展方向。海水稻是耐碱性水稻的俗称,“海水稻”可以在盐碱滩涂地种植,在不挤占现有耕地的同时,还能开发我国沿海内陆数亿亩的盐碱土地,其农业价值十分巨大。据最近报道,在青岛李沧区“海水稻”试验基地内,“海水稻”最高亩产达到了620.95公斤,初步具备了推广种植的条件[3]。这也就为中国粮食生产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

  由此来看,中国食物来源及结构上的变化受到农业生产的极大影响。由于中国人口数量的持续增长,人们对于食物需求的迫切程度日益提高,从而使得中国农业生产朝着更加高产、高效的方面发展、转化。因此,种植产量更高的农作物就成为农业生产的首要目的。然而,要实现农业高产的目标,满足中国人的食物需求,离不开农业技术的进步、中外农业的交流等。此外,中国人口迁徙带来的核心农区的转移以及现代农业全球贸易的快速发展,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历史方向。这些方面交织在一起,共同促成了农业生产在食物选择中的决定性地位,成为影响中国食物变迁的关键因素。



相关阅读:申博sunbet
 .